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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慈善印象
2015-03-20 22:49:30   来源:   评论:0 点击:

【题记】:2014年11月2日到23日,我所服务的机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组织了一次为期21天的关于慈善与非营利的美国培训考察。该培训考
【题记】:2014年11月2日到23日,我所服务的机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组织了一次为期21天的关于慈善与非营利的美国培训考察。该培训考察,我以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和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双重身份参与了全程,第一次与美国慈善与非营利行业来了一次亲密接触,进而也看到了美国社会一些侧面。现在陆续将培训考察中的一些感受记录整理下来,也算是给大家一点分享。
 
我写《美国印象》,想要跳开技术(专业)环节,去写技术(专业)背后的价值问题,而将技术与专业问题留给同去的另一个同事,因为她更懂技术更懂专业。没想到,这种拈轻怕重的偷懒选择,反而害了我,因为很多专业和技术的东西,随着时间远去,渐渐从自己记忆中消退;而离开了技术的支撑,这些所谓的价值,说起来就显得那么虚空,那么苍白无力。理论是苍白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还是言归正传,让我来讲故事或者说案例吧。
 
自信,慈善的基因
 
美国慈善与非营利的考察,最后留给我的是这样一副画面:照片上的老头,在纽约中央公园的大道上,两臂尽情张开,迎风飞扬,边跑边大叫欢呼。可惜,我的手机没电了,当时没有捕捉到这个画面,但他乐观自由的形象至今仍深刻在我脑子里。
 
从这里,我看到的是一个美国公民,一个NGO人,一个长者,自然流露出来的那份充分自信和对生活的尽情热爱。而这种自信,这种对NGO生活和工作的自信,是目前中国人特别是中国NGO人最缺少或者说最需要培养的。因为慈善与非营利的工作,主要不是给别人多少金钱或者物质的捐赠,更重要的是帮助人们建立对生活的自信;而自信是可以感染的,因此NGO人首先要自信。只有你有信心了,才能去帮助别人建立信心!
 有个老头儿名叫Jack Linn(林恩),他原是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管理局的副局长,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现已退休。老头儿是一个烟鬼,进中央公园前,在公园外的大道上猛吸了几口烟;三个小时结束,他走出公园的第一件事,也是在公园外大道上猛抽几口烟。据说,老头儿退休的原因,就因为他是一个大烟枪。而几年前,政府颁布了不准在中央公园抽烟的法令,作为公园管理者,他当然必须带头遵守,但多年的积习难改,在公园上班不抽烟简直要了他的命,他只好做一个决定,提前申请退休,并获得批准。
 他服务的纽约中央公园,采用的是典型的美国政社合作运营模式。纽约中央公园是一大片田园式的禁猎区,有茂密的树林,湖泊和草坪,甚至还有农场和牧场,地处纽约这个繁华大都市的中心,网球场、运动场、动物园等各种设施应有尽有,因其风景美丽,中央公园还是许多影视剧的摄制地。
 纽约中央公园是政府的国家公共财产,但这个公园,却由一个慈善与非营利的机构——中央公园管理委员会来管理。而且,这个公园的管理费用,主要来自于大额私人捐赠。
 不但纽约中央公园管理委员会是一个NGO,更重要的是,这个公园与15个NGO进行密切的合作,或者说有15个NGO在共同运营和使用这个中央公园——这实在是大型公园运营管理创新的经典案例,值得中国的公园运营管理者们学习。因为我们的公园一般都由政府管理,但财政却入不敷出,服务不到位;许多地方政府引入了商业,而这往往又导致权力与商业勾结的双重腐败,一直被国人诟病。
 这位已经七十多岁的林恩老先生走起路来像一阵风,我们这些年轻人在后面一路小跑,还只有部分人能跟得上他,队伍从20多个人,到最后只剩下六、七个跟上。林恩对中央公园的一草一木,每一个景点,每一个部门,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经常,他走在前面,见我们落后了,就走在一个高处,或者凳子上,等我们到了,再给我们介绍,如:门口的雕塑,是由一家艺术基金会负责定期更换展览;动物园是由一家动物保护组织在负责,这家NGO同时还负责管理运营着纽约市的其他3个动物园;有NGO负责组织晨跑和骑行运动,充分利用公园里的马路作跑道;有NGO负责组织小朋友周日踢球,当然也包括负责出钱打理草坪;草莓园是由在这里遇刺身亡的披头士乐队的歌手约翰·列侬的妻子小野洋子为纪念亡夫而捐的……。因此,在中央公园的长椅上、建筑物上,各处都可以看到刻写着捐赠人的名字和寄语。
 NGO是以使命驱动,为了一个使命、一种价值、一个目标而存在。因此,美国的NGO人,从领袖到职员,对他们的工作,总是特别有信心,表现得很乐观。
 相比之下,我国的很多NGO人,给人的感觉,似乎信心不足,是总在向外人诉苦,而不是传达一种积极的使命。很多中国的NGO,总感觉自己钱不够多,人太少,规模不够大,因此自信不够。
 这次美国考察,我们拜访的近20个机构,那些巨无霸型的机构,如联合劝募、克林顿基金会、食物银行,给人的感觉当然很强大也很自信,关键是即使较小的组织,也同样因对使命的坚信,而充满着自信。
 这种自信,往往与宗教信仰有关,比如我们在锡拉邱兹市拜访的美国犹太教烛台老年之家和天主教慈善中心,这里无论董事会成员还是执行长还是一般员工,都是那么自信和乐观。他们的收入和经费并不是特别多,甚至比国内很多亿元基金会都要少,但他们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却信心满满。这里的董事,都是兼职来做,却非常敬业非常尽职。尽管机构还有银行贷款要还,烛台老年中心却对购买一块土地,盖建一座新的护理中心,并经营好这个中心信心十足。问他们原因:他们说,你们不要问我们为什么,我们从来就是如此。我们从小就生活在这个社区,从小就受这种教育,《圣经》上说要交十分之一用来奉献,要孝敬奉养父母长辈,我们热爱慈善与非营利事业。
 而我们拜访的几个与我的机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类似的信息咨询机构,更让我大吃一惊。比如位于新泽西州的著名慈善信息监测与评估机构Charity Navigator(慈善导航),我原以为它有很大的规模,接触才知道,没想到竟然只有16个工作人员,每年的资金规模,才180万美元,也与我们中民慈善信息中心差不多,其历史,则只比中民早了4年;但这个机构,每年可对上万家机构进行信息披露和机构评估,其专业性和影响力,在全球都很著名,值得中民人来好好研究和学习。
 其实,自信心在中国的慈善组织中,也有很好的案例,那就是台湾的慈济。证严大师给人们传递的就是一种自信,这种自信来自对使命的坚守,来自信仰的力量。比如当年慈济在花莲要建立一所大学,钱从哪里来?很多人都发愁,但证严大师却发此宏愿,然后再坚定信念,努力工作,最后感动了所有人,创造出了奇迹,建立起了著名的慈济大学。
 信任,慈善的土壤
 对今天中国社会来说,慈善的最大价值,并不仅在于扶贫济困(当然这一点很重要),更在于重建中国人之间信任这一稀缺的价值。这次美国慈善与非营利之旅,我们见识了美国的“信任”文化,也更加印证了这种观点。
 我们感受到,在美国,似乎全社会都充满着对慈善与非营利事业的信任,这种信任既是对慈善捐赠者的信任,也是对慈善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更是对整个慈善事业的信任。也正是因为这种信任,使美国成为全球慈善事业最发达的国家,使慈善浸透到美国人每一个神经细胞里了,成为其生活方式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我们一直想知道,为什么美国的慈善与非营利事业如此发达?我们一行也一直在向美国的朋友探询这究竟是为什么?一些美国人的回答,令我更惊讶,如:“你们不要问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老实说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从来就是这样的,这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
 美国人说的没错,因为他们的慈善与非营利历史,比国家的历史还早还长,在美国建国之前,就已先有了美国的慈善与非营利组织和行业,有此一说,美国是在慈善与非营利的基础上建立的。
 当初听到这样的说法,我甚至有点失望了,跟几位交流的美国学者和同行诉苦道:我们来这里是交流学习美国经验的,但你们却告诉我,这是天生的,是历史造成的。我们又无法改写历史,难道我们这次美国之行是来错了白跑了?
 其实,如果从结果上去学,我们确实没法效法美国,但从起因上去追溯,仍然可以学习,那就是:美国社会对慈善与非营利的高度信任!正是因为信任,才有今天蓬勃发展的美国慈善与非营利事业,才有美国良好的政社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
 
慈善信任,首先是建立在对捐赠人信任之上。慈善捐赠奉献,古今中外亦然,对于受益者来说,某种意义上就是天上掉馅饼的事。但我们中国大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养成了一种对财富阶层不信任,甚至完全是一种仇富的心态,总对富人的捐赠抱怀疑的和不信任的态度,某人一捐赠,就先去追问其动机,其假设前提是天下没有掉馅饼的好事。这种不信任,今天仍然在很大一部分公众中存在,也在一部分政府官员中存在,而媒体往往又起了许多添油加醋的作用。当然,今天的不信任,有一些变化,就是将普通人、平民百姓的捐赠,和财富阶层、富人的捐赠对立起来。甚至有一些所谓行业大佬也在跟着起哄说,美国70%以上的捐赠来自普通平民,只有很少一部分来自富人。美国城市研究院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在美国,50%的美国人都有参与过捐赠,但与中国一样,美国也是富人捐的钱最多。而谢娜·R·艾希莉博士在给我们讲《筹款和调动财务资源》课程时也强调,“统计数据告诉我们,个人捐赠是成功发展项目的基石,大额捐赠(在美国慈善捐赠中)起了引领作用。”美国的同行们认为,正是普通人从小养成的慈善捐赠习惯,成为其财富成功之后慷慨捐赠的基础,两种不可对立分割。这种信任,是基于一种普遍的价值认同。
 
慈善信任,最重要的当然是对慈善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在美国,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既来自美国公众,也来自捐赠人,甚至在美国政府里,也充满着这种慈善信任。
 在锡拉邱兹的第一课,史蒂文·力士(Steven Lux)教授就告诉我们,“美国人对NGO充满信任,在美国人看来,NGO越多越好,NGO多了,政府所做的就越来越少,人民就受益越来越多。
 近年来,因为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中国大陆出现了一种对慈善与非营利组织普遍质疑的思潮,政府和媒体,似乎都在引导社会对慈善与非营利的不信任。比如政府高层有些力量,就提出过“警惕公民社会的陷阱”、所谓“第三部门”并不存在,甚至将慈善与非营利组织与国内“民运”活动相关联的做法;与此同时,媒体则在某些力量推动下,发动了一次对中国大陆NGO(特别是有政府背景的NGO)揭露风潮,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一批国字号组织,被描述成了不可信任的代名词,而且被挨打还不能出声,任何解释都引来“呸”声无数;最后,则是像崔永元创建的基金会、李亚鹏创建的基金和医院、李连杰创建的壹基金等一批民间的慈善与非营利组织,也相继被追问拷打。一时之间,中国慈善与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跌到了谷底。
 在美国,尽管也经常有媒体揭露报道一些慈善组织的贪污腐败丑闻,但“美国人认为,郭美美事件并不全是坏事,可以引起人们对NGO的关注。而NGO总体来说是可信的。”
 为什么美国人很愿意捐钱给慈善组织,史蒂文·力士说,这是因为美国人很信任NGO,“美国人很喜欢看到NGO有钱,因为他们相信,如果NGO有钱了,就会拿更多的钱来提供慈善与公共服务,使人民受益。”
 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正如奥农达嘎郡卫生局原局长辛西亚·莫罗博士所说,在美国,人们普遍不信任政府,但相对而言,却更信任非营利组织。所以,他们对公权力的政府充满警惕,但对NGO却报以热情支持!
 正是基于对慈善与非营利事业的信任和认同,美国才出现了这么多的志愿服务,这么高的慈善参与率:50%的美国公民有过捐赠行为,25.4%的人有志愿服务经历。他们每年贡献了3000亿美元左右的捐赠总量,相当于超过2%的GDP;和81亿小时,相当于1630亿美元的志愿服务。美国人现拥有230万家慈善与非营利机构(包括在联邦税务局IRS注册的160万家免税慈善组织),每个非营利组织对应175个美国人。2012年,这些慈善与非营利组织对美国GDP的贡献达到5.4%,对美国就业贡献达到10%。(以上来自于都市研究院2013年度数据。)
 慈善与非营利的历史比美国联邦历史还早,因此美国政府也普遍信任NGO,非常重视与NGO的合作,政府的很多倡议,都通过NGO来与大众沟通,与NGO协作在大众中推广。史蒂文·力士在最后一天项目总结时说,“政府要限制NGO的话,是非常容易的。如果政府宣传说NGO是坏的,公民社会是陷阱之类,那么就势必会影响人民对NGO的信任。”有鉴于此,美国政府十分信任、帮助和支持NGO发展。美国政府对NGO的信任,也反过来引导了公众对NGO的信任。
 美国政府对NGO的信任,我们在奥农达嘎郡卫生局原局长辛西亚·莫罗博士、奥农达嘎郡儿童安全服务局局长萨科先生(Mr. David Sutkowy)、纽约州检察官办公室慈善服务局官员的访问中,都得到了证实。奥侬达嘎郡儿童与家庭服务局的局长萨科先生(Mr. David Sutkowy)反复强调:“你们问为什么美国人要这么做?为什么我们要信任NGO并与之合作?我只能告诉你,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这么做。这就是我们的历史!”
 纽约州检察官办公室慈善事业局主管戈德曼女士(Ms. Karin Goldman)认为,他们的责任有两个:一个是执法,这是法定的职责,就是监管NGO,调查不法行为,保护慈善组织的财产不被私分、贪污或者挪用;另一个则是非法定的职责,就是帮助NGO少犯错误,教育公众信任慈善与非营利事业。“我们每年会根据举报,调查数百例慈善和非营利组织不法行为,但是,却很少起诉上法院,一般都会庭外调解。”为什么是这样呢?她说:州检察官的执法,与其他部门如国税总局不一样,因为“我们希望财富资金注入NGO,而不是政府。因此,对所调查案件是否要提交国税局,我们非常慎重。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也不会将一个组织起诉到法庭,因为打官司,势必会引起公众的注意,有损慈善的公信力,这是我们不乐意看到的。” 前局长辛西亚甚至认为,“无论怎么强调我们(政府部门)与社会慈善组织的关系都不为过”。
 在雪城大学的《非政府组织:法律框架与监管》课程中,专门讲了美国视角的“政策目标”,共有4条,第一是政府鼓励私人慈善捐赠,第二条就是保持公众对慈善事业的信任“Maintain Public Trust”。政府对慈善与非营利组织的充分信任,反过来又影响了美国公众,从而引导了社会价值取向,影响了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这一点,值得我国政府管理部门学习,只有建立全社会对慈善与非营利事业的信任,才会有慈善的繁荣!
 
诚信,慈善的通行证
 
诚信与信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当我写这一篇印象时,正好《天天正能量》的微信公众号在朋友中分享一个感人的美国故事:2010年8月,美国纽约一知名广告公司的高管哈里斯女士,在餐厅外大街抽烟时遇到一个名叫瓦伦丁的流浪汉向她乞讨一些零钱,买些生活必须品。哈里斯当时未带零钱,竟然把自己的信用卡借给瓦伦丁,让他自己刷卡消费。而此卡金额有10万美元,且没有密码,可随意刷卡。哈里斯对陌生流浪汉的慷慨之举非常疯狂,她自己事后也曾担心信用卡有去无回了。但当她用完餐走出餐厅时,瓦伦丁却在餐厅外等候,将卡还给了她,并告诉她消费了25美元。此事感动了哈里斯,她当天将遇到的事告诉《纽约邮报》,《纽约邮报》予以报道,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
 
捐赠人的信任,和受赠人的诚信,是美国故事的两个基因。这两个基因,在我们这次行程中,随处可见。
 
人无信不立。诚信,是自由时代的基因,也是市场社会的基础条件,更是慈善与非营利的保险阀。
 
阳光透明,是诚信最好的天然养分。如果说诚信是一种道德要求,那么公开透明就是一种制度约束。因此,在美国,对慈善与非营利组织的公开透明要求,就成为一种普遍共识,不仅政府要求如此,公众要求如此,NGO自律要求也是如此。
 
当前,中国国内对慈善组织信息的公开透明,有一种说法,我称之为浅尝即止,或者点到为止,甚至以“透明必须有边界”为由,在慈善立法讨论时就有学者提出不要对信息透明作法律的要求。
 
我们这次与美国同行的交流培训,在最后作项目总结时,雪城大学的力士先生为我们总结美国慈善与非营利事业对中国慈善与非营利事业的三点启示和借鉴,其中之一就是透明问责的重要:“公众也是潜在的捐赠人,NGO的信息应该向公众开放,NGO需要对公众负责,这是一种基本慈善常识。NGO对公众负责,比对政府负责更重要!事实上,美国NGO信息透明,做得比政府要求的还好。这么说吧,20%是政府要求做的,80%则是NGO自己做的。”
 
在美国,不但NGO自己对公众开放信息,更有很多行业机构和第三方专业机构,在做慈善组织的信息透明。在推动NGO信息透明这方面,美国的经验非常成熟,值得我们学习。如美国的基金会中心,专门披露各个基金会的信息;比如慈善导航,专门披露公共慈善机构的信息;类似的机构,还有明智捐赠联盟,慈善导航星、都市研究院的国家慈善数据中心等多家。这些机构都在告诉公众,哪些慈善组织,是值得公众信任的。(刘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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