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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功成:开创中国慈善事业大发展的新局面
2020-01-20 09:51:48   来源:中国慈善联合会   评论:0 点击:

2020年已然到来,面对脱贫攻坚、社会治理等新时代课题,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社会组织、慈善力量如何更好地承担起行业使命和责任?
      2020年已然到来,面对脱贫攻坚、社会治理等新时代课题,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社会组织、慈善力量如何更好地承担起行业使命和责任?1月12日,由中国慈善联合会主办的“第九届中国慈善年会”在京召开,来自主管部门、社会组织、高校、企业、媒体等领域的代表围绕“治理新格局与慈善现代化脱贫攻坚 决胜2020”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度探讨。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郑功成现场进行了精彩演讲,他表示新格局下的慈善行业处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节点,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新时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以下为演讲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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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发出的一份十分重要的政治宣言书。它正式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并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了战略部署,也为新时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并揭示了慈善事业大发展的契机。

 

把握好慈善事业的准确定性是发展中国慈善事业的根本前提

 

“慈善无国界”这一观点很流行,它适用于人们参与慈善活动,却不能简单地适用于一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因为行善虽是应当普遍鼓励的行为,但一个国家的慈善事业发展必定要符合所在国家的国家制度与社会文化,其中制度包括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及具体的慈善政策等,社会文化包括社会氛围、价值偏好、传统文化、宗教信仰等,如果不充分考虑这两个方面并增强适应性,慈善事业便很难发展成为一项宏大的社会事业。鉴于此,慈善政策制定者、慈善研究者、慈善从业者都需要真正了解中国的制度与文化,在中国的制度与文化下确立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方位,进而寻求合理目标及达到目标的方式方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不仅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体系的优越性,也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其重大意义在于,它至少从三个方面揭示了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性,一是慈善事业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一种手段,应当在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收入分配制度中占有相应的位置并发挥相应的作用;二是慈善事业作为非强制性的扶危济困保障民生的社会化机制,应当在中国的民生保障制度体系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中占有相应的位置并发挥相应的作用;三是慈善事业作为公民参与社会建设的基本途径和重要载体,应当在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基本经济制度还是民生保障制度、社会治理体系,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且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国的慈善事业也必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必定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这应当是中国慈善事业有别于他国慈善事业的最主要的区别,也是促进中国慈善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

根据这一特点,中国的慈善事业必须植根自己的国情,走出自己的发展之路。换言之,中国应当借鉴西方国家发展慈善事业的经验,广泛吸收当代慈善事业发展的文明成果,但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国家发展慈善事业的模式与方法,而是要研究中国的制度与慈善文化、创新中国的慈善模式,以凝聚更多的社会共识和获得更加广泛的认同为条件;否则,慈善事业便可能与国家制度、社会文化难以相融,从而也就不可能真正成就发达的慈善事业。因此,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引下,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既不以国情特殊为由扭曲慈善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以一般规律为由超脱于国情之外,而是在把握好中国慈善事业的准确定性条件下寻求适合国情的发展新路,事实上已经成为慈善界具有战略性、方向性的重大议题。

 

立足于社会治理又不局限于社会治理应当成为发展中国慈善事业的基本取向

毫无疑问,慈善事业总体上属于社会治理范畴,它开辟了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搭建起了社会成员之间助人与受助的桥梁,能够润滑社会关系、增进社会团结,慈善组织更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形态和重要载体。因此,慈善事业的发展应当立足于社会治理的需要并对完善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做出重要的贡献,中国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发达的慈善事业提供支撑。

 对中国而言,发达的慈善事业应当包括相当数量(以百万计)的慈善组织与大众参与(以亿计)的志愿者、拥有相当规模(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以上)的慈善资源与十分发达(遍及全国城乡)的慈善服务网络,以及现代化的慈善运行机制,它应当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不断提高整个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着力点,这是值得慈善界共同努力的方向。

 然而,如果只将慈善事业局限于社会治理的格局,其发展也将难免局限性。例如,慈善捐献属于第三次分配,慈善事业整体则属于混合型分配,既包含有初次分配中的份额,也包含来自税收的财政资源再分配份额。发达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的慈善组织得到大量财政拨款即表明再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现代慈善事业发展,这表明慈善事业事实上构成了国家收入分配体系中的一部分。因此,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在阐述基本经济制度时明确提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这是这份政治宣言书中唯一真正直接提到慈善事业的地方,因此,发展慈善事业应当有助于完善中国特色的收入分配制度。

 再如在民生保障制度中,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与健康等均是其重要构成部分,均以多层次制度体系为追求目标。其中,全面建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的既定目标,相关制度安排早已将慈善事业作为一个层次纳入其中,如慈善扶贫济困、慈善医疗、慈善救灾、慈善助残、慈善养老等等都是相关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属于民生保障制度范畴。在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论述民生保障制度时明确提出要“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此,慈善事业作为公益事业的重要形态得到了体现,其目标与任务已经很明确。如果慈善事业偏离了民生保障的轨道,就可能转变成为政治慈善、宗教慈善,这并非中国慈善事业的出路。因此,将慈善事业的发展作为中国特色民生保障制度体系不断发展与完善的一个方面,才是完全正确的发展方向。

综上可见,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直接关乎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同时也关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更关乎作为民生保障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因此,在立足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来发展慈善事业的同时,还有必要拓宽视野,从基本经济制度与民生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入手,促进慈善事业得到发展。这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理论逻辑,也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制度逻辑与实践逻辑。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求慈善事业步入现代化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的重要目标任务,也是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其中突出强调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均与慈善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慈善事业是最有效率的社会协同方式,也是公众参与社会建设的基本途径,并天然具有社会治理共同体特征,这些优势决定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高度重视慈善事业的发展,并将其作为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支柱性制度安排加以建设和促进发展而慈善事业能否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承担起这种责任,取决于自身能否步入现代化的发展轨道。为此,应当通过创新发展理念、完善制度安排、提升技术手段、厚植中华文化等加快推进慈善事业现代化进程。

一是慈善发展理念现代化。包括树立慈善参与主体平等意识、社会互助公益精神和现代财富观,促进公共资源与社会资源相融合,以及政府、社会与市场的有机协同。
二是慈善制度安排现代化。慈善法制化是现代慈善事业区别于传统慈善的核心指标,其意义是提供慈善行为规范的法律依据,包括相关法律法规、财政税收金融政策等均需要按照现代化要求加以完善。当务之急是切实推进《慈善法》的全面贯彻落实。《慈善法》是一部有较高质量的法律,这部法律已经从法律层面实现了慈善事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其颁布实施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在实践中贯彻落实得如何,是需要全社会特别是慈善界高度关注的事情。贯彻落实《慈善法》的关键是要以《慈善法》确立的理念引领慈善事业发展,将《慈善法》的具体规制落到实处,将《慈善法》的原则规范细化成可供操作的具体政策,将《慈善法》中的授权性条款尽快变成明确的政策并加以实施,同时加快弥补《慈善法》的不足,通过修订完善《慈善法》来进一步促使慈善制度现代化。
三是发展手段现代化。包括借助信息化、互联网,利用市场机制等。中国已经建成世界最大的互联网,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网络用户和支付系统,互联网正在全面而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网络慈善潜力无穷,利用互联网发展慈善事业应当成为中国慈善事业现代化的重要方向。但网络也是一柄双刃剑,不时被披露的不良个案既损害了参与网络慈善者的爱心,也降低了网络慈善的公信力,从而需要更加明确的指引与更加完善的规范。同时,利用市场机制也是慈善事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包括利用商业手段动员社会资源,利用投资机制增加慈善资源,都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四是厚植中华文化。中国的慈善事业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滋养,中国慈善事业走向现代化并非是走向西方化,而应当是在根植于丰厚的中华文化土壤并通过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和技术手段,发展有自己特色的慈善事业,走向现代化,才能获得长足发展,才是符合国情的理性的选择。中国人民向有乐善好施的传统,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也从未中断过这种优良传统。计划经济时期通过邻里互助、亲友互助与单位内部互助得以延续,更形成了雷锋精神这样宝贵的精神财富;改革开放后,社会化的慈善事业逐渐得到发展,《慈善法》的制定与实施将传统慈善推向了现代慈善,但有能力者私下回馈故乡、援助亲友等的现象依然普遍,这表明传统的慈善文化仍然深厚,新时代应当在尊重这种传统慈善文化的基础上引导公众参与有组织的慈善事业。
总之,与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相比,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现状仍然是滞后的。日益丰厚的社会资源尚未得到有效调动,社会成员通过慈善机制参与社会治理的广阔途径尚待进一步开拓,慈善事业对调节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贡献极为有限,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慈善法》实施列为2020年的执法检查项目,并计划在2020年10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听取与审议有关《慈善法》实施情况的报告。这次执法检查的重点内容是贯彻实施慈善法的总体情况,包括慈善组织依法开展活动情况、募捐规范情况、财产信托和管理情况、捐赠人权利保护和义务履行情况、慈善服务发展情况、慈善信息公开情况、政府促进慈善事业情况等。这是国家立法机关发出的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又一个明确的信号。
以中国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和众多的人口、日益积累的巨额财富、发达的技术手段,以及社会发展进步对慈善事业的需要,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有着广阔的空间和无穷的潜力.只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在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尽快形成有利于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舆论氛围与社会氛围,不断完善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慈善组织的现代治理机制,找对适合中国的发展之路,就必定能够进入慈善事业大发展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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